三月，阳光明媚。脱下这个冬天披在我身上的厚厚的风衣，终于嗅到了一点早春的气息了。这两天上午，每当在办公室里忙碌一阵子后，总要停下来，给自己十分钟“课间时间”，跑到单位的阳台上，让久违了的阳光、迟到的温暖在我身上洒落开来，然后舒展下筋骨，慢慢消散去蛰伏了一个冬天的慵懒和倦怠。
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以缄默的方式与它对话。长久的坐拥四面墙壁的孤独，让我开始了无意识的胡思乱想。然而，常常在丝竹乱耳、案牍劳形的时候，袭上心头的却不是桃花朵朵开的亮丽春光，而是角落里折射着的那一方被窗玻璃切割过的孤芳自赏的光亮。
总是会在沉默的时候想起白先勇小说的人物来，一页一页在文字里跳动的男男女女，以他们一生的悲情去体味繁华落寞、悲欢离合、人世沧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不顾导师的反对，固执地要从白先勇小说的人物去透视存在主义的悲剧意识，这样的选题其实是蓄谋已久的。一直相信，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审美力量的确认。选择文学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有多么渊博的文史知识，也不把它当做一种技能，我觉得文学的功能就是指导人“更诗意地栖息”，让人更懂得感受、认识生活的美，让人学会选择美丽的人生，让人能够更幸福地生活。“乐生于智”，有一颗善感的心，去感受，去体味，去认识，从而能够洒脱、澄明、彻悟。
我常常自诩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也许我已经完全歪曲了存在主义的本质了，我坚持认为存在主义不是一种悲观的哲学，而是抗争的、积极的哲学。它深深地认识了生活痛彻心扉的无奈，人生无法摆脱的悲凉。也正是有了这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对人世苍凉深切的感受，才能够在苦痛中坚持对美和爱的信念。“人生是痛苦的”，萨特是这么说的，但是他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我们都可以，都有能力去自由选择，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选择更幸福的人生，尽管现实还是荒诞的，尽管人生还是摆脱不了“被抛”的命运。
《活着》是我看过张艺谋最好的电影，比起余华的原著来，一点都不逊色。是在大一的时候看余华的《活着》的，一个寂寞的晚上，坐在宿舍的床头把这本薄薄的书翻了一遍，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先锋小说。那一次，我为书中的情节所深深感染，动情地落泪。一瞬间，夸张地说，我感觉我整个人生的主体价值体系在动摇，富贵的人生在我眼前飘浮，我在想富贵承受着接二连三的苦痛，为什么而活着？也就是这本书，让我后来在陈雅谦教授讲授的西方文艺学中，慢慢走近了存在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看了卡夫卡的“异化”，波得莱尔的“恶”。甚至在任教初一语文的讲台上，我给学生开的书目，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活着》。大三的时候，我看了张艺谋这部获奖的禁片《活着》，葛尤把富贵演活了，边看电影我边想起关键词是“荒诞”、“抗争”的存在主义。富贵的一生是何其的滑稽和不可理喻，但却又是“含泪的幽默”，谁能说这样的人生是假的，是戏剧性的，在那时候富贵不过是千万个富贵的缩影罢了。但是，富贵如同陪伴他的那头取名为“富贵”的老牛一样，以顽强地活着的姿态抗争现实生活的荒诞、可笑与一个又一个致命的打击。
影片最后还是考虑到观众的承受能力，让家珍、二喜和苦根都活了下来，给个一个较为团圆的结局。然而这样也严重削弱了影片所要表达的对命运抗争的力量，所以有一次影评协会的约稿，我写《活着》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只好换了张艺谋的那一部温馨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来写。
三月的季节，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思想游离的状态。想了很多东西，对生活的态度也沉浮了好一阵子。不愿意总是这样，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想要扬弃，想要超脱，却缺乏实干的力量和干劲。我不要再这样与生活拔河了，不要再这样随波逐流了，要做个独立的人，要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并付储行动。
三月是个阳光的季节，我把留了一年的胡须刮了，把头发剪短了，不要再躺下来憔悴了，我要站起来，阳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