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气候干燥，降雨量小，地底下也没水。你就是牛着性子开动机器，突突突挖几百米，可能也还是干土，说不定还是石头呢。这样说决不是没有道理的，黄土高原上的沟沟岔岔，经过几千年的人工砍伐、水土流失，植被稀薄，黄土层也不厚。山里人吃水，就得靠水窖。水窖一般深三四米或者五六米，口小肚大，是山里人为抵御严酷的自然环境而做的生存努力。儿子大了，娶了媳妇另立门户，修庄子打水窖是少不了的功课。羊牲口多的家户，一两个水窖是不够的，这些都得事先谋划好。水窖挖好了，请匠人筑了底，上上“洋灰”，就等着老天爷下雨了。一口窖用过了十年，就得考虑挖窖泥了，如果是“山水窖”，恐怕积下的泥都有二尺厚了……
我上初一的那年，刚放暑假，麦豆在地里都还绿艳艳的，父亲就说，那咱们趁空儿把窖泥挖一下，要不这窖都让泥装满了。挖窖泥是山里人再平常不过的活儿了，母亲烙了油饼，便到庄上去喊人帮忙，小舅、七姑父都来了，父亲说再搭上两个娃娃，估计也就中了。七姑父是个三十岁的小伙子，和七姑姑结婚不久，粗粗拉拉的很爱说笑。大家都说新女婿身体这么好，今天可要多出些力，在媳妇的娘家里好好表现表现，七姑父听了哈哈哈地笑。
窖泥十多年没挖了，泥积了一尺多厚，小舅拉的累了，便给父亲说，他姑父，你的这个窖怕是有些年限没挖泥了吧，父亲说是啊，老觉得这个窖里的水清，没想到泥也这么厚了。窖泥被橡胶桶一桶桶拉上来，堆在窖口周围，水淋淋黑漆漆的。拉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窖泥终于清完了，父亲说让他七姑父先上。就在刚要出窖口的当儿，七姑父略微弯了一点的胳膊磕在了窖口上，手里的麻绳一下子滑脱，一百五六十斤的身子一下子掉了下去，好像过了很久一样，才听见“咚”的一声。所有的人都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呆了，劳动快要结束时的那种轻松的表情还挂在脸上，不知道如何调整。接着从窖口下面传来父亲变了调的声音，我日你妈呀！声音空落落的，和下午的空气一起突然间凝固，时间停止了。我紧紧地攥住手里的麻绳，和窖口上面的大人们一起。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反映过来，焦急地问人怎么样？怎么样？马上有人说，先把人弄上来再说。哥哥跑去喊人了，我跑到邻居家借麻绳，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出奇的大。
人终于用麻绳掉上来了。母亲一见到七姑父身上的血，一屁股坐倒在窖口边的坡上，“哇”地哭了一声，软沓沓地起不来了。庄上的婆娘们在一旁拉住母亲，都说人好着哩，人好着哩。七姑父被搀扶着到了屋里，人根本站不住，嘴也磕破了，满手满脸的血。听到音信赶来的男人们说，人腰好就好着哩，就怕把腰摔坏。父亲脱了泥衣裳，口袋里揣了钱，说，上县医院，马上就走。男人们在架子车上拥了被子，让七姑父躺在上面，慢慢地拉着走。七姑姑赶来了，满脸的鼻涕满脸的泪，嘴歪了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父亲跟在架子车后头，腿脚蹒跚。大人们都走掉了，我留在家里看门。沾了汗的衬衣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我默默地点了一支烟，呆呆的不知道干什么好。
病人腰没伤着，大概过了一周，从县医院回来了。父亲到家的时候，正值黄昏，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玩。我看着父亲，他提着包、绷着脸，肉皮子上像蒙了一层脆黄的油纸，直直地往门里走，好像没有看见我。他走过我几步了，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住了，转过头嘿嘿地对着我笑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七姑父能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路了，便每天晚上到我们家里来“叫魂”，奶奶拿一个笤帚疙瘩，一边在七姑父身上打一边喊，某娃（七姑父的名字）哎吃饭来，某娃哎喝汤来……寒冷的夜风和着奶奶苍老的声音，如沉默的远山一样古老。我第一次知道，这就是生活。
200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