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月十四日，是J镇全年最热闹的日子，方圆百里的人们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齐涌向集市。J镇每个季度都定期开张一次集市，但独独十月的这一天最盛大隆重。因为农民忙了一年的庄稼已基本收割归仓，兜里有了几块钱，部分农民也可以趁机空闲挑起货担，做点小本生意以补贴过年之用。
我老家离J镇并不远，步行也用不到个把小时。尽管集市如此之近，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赶集我平生仅有一次。
那年我七岁，那天恰逢星期天。一大早，父亲换上了一套洗得些许发白了的干净的粗布棉袄，和平时舍不得穿的褪了色的解放鞋。父亲临出门时，母亲喊住了他。
母亲说：“带上儿子吧，顺便去看看我的大嫂。儿子已经读一年级了，他大舅妈一直惦记着呢，怪想他的。”
我乍一听，心里一阵窃喜。似乎看到了集市里金灿灿黄澄澄甘甜酸口的桔子，还有在大铁锅里翻江倒海的香喷喷热腾腾的馄饨，它们都在向我招手。要是大舅妈知道了，她又笃定会系着围裙，守候在家门口那棵碗口粗的大红枣树下，她一见我，深怕我要逃脱似的，肯定会大步流星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小手，又会兴奋嗓哑地说：“我儿又长高了。”反正我满脑子里想得很多很多。
关于大舅妈，我印象很深，亲情甚笃，感慨颇多。她与我大舅舅结婚多年，膝下无一子半女，一直把我视同己出。她每年都会为我添置新衣裳，过年都会发个利市包。我每次到外婆家，她都会从家里找出仅存的一点好吃的东西来。大舅舅人也非常好，虽然他身体有恙，平时经常打针吃药，可他一见我，满嘴子挂着“阿舅狗屁，外甥皇帝”的热乎。他喜欢陪我玩，喜欢让我帮他递送那根又长又黄又光滑的竹烟筒。大舅舅病逝后，大舅妈守寡三年，看样子还没有改嫁的念头，这可急坏了我的外婆。在我外婆的坚持和撮合下，大舅妈终于改嫁到了J镇附近的一个大村子里。
大舅妈的后任丈夫有一女儿，年方二十，正值谈婚论嫁年龄。大舅妈对这个女儿视若掌上明珠，只要女儿需要，她可以掏出自己的心肝。在大舅妈改嫁的第二年，女儿因失恋而喝农药自尽了。这事在村子上顿时成了爆炸性的新闻，沸沸扬扬地迅速传播开来。别人都在背地里指责我大舅妈作的孽，逼死了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吐沫可以淹死人。大舅妈从此病了。
这是我母亲不久前亲口告诉我的，也是她为什么要叮嘱我父亲亲自带上我同去的理由。
去集市要经过很长的一段红壤土路。那天早上天寒地冬，太阳如喝醉了酒迟迟不肯露脸，虽然没有北风呼叫，但是脸上隐隐感到有无数冰刀划割似的疼痛。路上积水的小坎冻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层，像萝卜丝般的冰棱从地底下钻上来，顶起了红土一片，脚踩在上面，发出了有节奏的咯吱咯吱的脆响。
一路上赶早集的人很多，许多是同村人，谁先认出谁，谁主动打招呼。这是村民习惯成自然的朴素的礼貌。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也不少，因为山村思想守旧，赶集是他们最好的借口，集市是他们约会谈情说爱直抒衷肠的最好去处。
我和父亲紧紧跟在人流后面，不敢稍有懈怠，唯恐迟了错过了热闹的场面和没了我想要的东西。我耳朵被冻得生疼，父亲不时抽出套在袖管里的双手捂着我耳朵，脚步却没有放慢。当发觉前面的人加快了步伐时，父亲则一把提起我的胳膊快速跟上，而我像没了根似的踮起脚尖踉踉跄跄。
当我们赶到J镇时，太阳终于从山后慢悠悠地爬了起来。太阳似乎酒气还未散尽，脸色通红，有气无力，所以并不暖和。可我却温暖如春。
J镇的集市被放置在镇上唯一的一条老街里。进出老街要穿过一道青砖衬砌的拱门。人流如灰色的丝线不见首尾，织布般地穿梭于老态龙钟的拱门。老街长不到百米、宽不过两米，地面是拳头般大小的乌黑的鹅卵石铺陈，密密麻麻，杂乱无章，但圆滑坚硬，光鲜发亮，踏在上面脚底立刻传来凹凸不平的别扭感。老街左右，各树立着一排清一色的二层老木房，门对着门，间间相连，如两条平行的堤坝，把洪水般的人流紧紧拦在其中。
做买卖的摊铺都摆在屋檐下的长廊里，有拨浪鼓，有理发店，有水果摊，有小吃店，有打铁店，有农具铺，有裁缝店，还有卖狗皮膏药、看相算命的。赶集人的嘈杂声、小商贩的吆喝声，淹没了整条老街。父亲紧紧拽住我的手，担心我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流卷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挤到了水果摊前，桔子诱人的郁香让人垂涎欲滴，我看见父亲高高隆起的喉结在上下蠕动，我咽了口口水美滋滋地想：父亲要为我买桔子啦。父亲从水果摊上挑了个大桔子，闻了闻，掂了掂，摸摸口袋，又轻轻放了回去，低着头对我说：“大舅妈准备了好多红枣等着你呢。”红枣怎能代替桔子呢？我失望极了。
我们挤到了馄饨摊前，几张破桌子旁坐满了人。一口大铁锅里氤氲着馄饨的香气，一对中年夫妇忙进忙出，招呼客人。我想：这回父亲总该为我买一碗馄饨解解馋了吧。我看见父亲的一只手麻利地伸进了口袋，停了几秒钟，那只长满老茧的手又慢慢地缩了回去。父亲弓着背，潮湿的嘴唇贴近我的耳根，小声说：“大舅妈肯定已经准备好了鸡蛋挂面哩。”我抬头望了望一线天，太阳的光线还没遛进老街，中饭时间还早着哩，我心冰冷到了极顶。
我极不情愿地被父亲扯到了农具铺前。平时村里所用的农具在铺上应有尽有，小到锄头、镰刀、柴刀、铡刀、大剪刀、铲子、铁锨，大到耙、犁，有些认识可叫不上名儿，五花八门。父亲与铺主讨价还价后，买了把柴刀、大剪刀，付了钱，开路。
那天下午，从大舅妈家回来的路上，仍然要经过去时的那片红壤区。被太阳一晒，路面早已解冻，红土似被调进了胶水变得泥泞而又粘稠，往往前脚落地后腿抬起时，才忽然发觉鞋子已被牢牢地吸附在泥土里。我爬伏在父亲宽厚的背上，不作声，默默地感受着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默默地回想起再次见到大舅妈的那一幕。
大舅妈明显的憔悴了，好像刚从病床上下来，神志有些恍惚，乍一见面，当时还真认不出我了。我喊了几声，她也没有什么反映，也就更没有我想像中的热情了。红枣没了，鸡蛋挂面没了，只有一屋子窒息般的沉闷。大舅妈真的可怜啊，好生让我心痛！没过半年，大舅妈便抑郁而终。我这才真正理解了那句“后妈难做”的老话，我也真正理解了多年之后父亲撒手尘寰而中年的母亲为什么不肯改嫁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