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人对于丹在“百家讲坛”说“论语”是抹“文化口红”的评说，宋志坚先生很不以为然，撰文说：“假如你有这样的机会与实力上‘百家讲坛’而你不为之所动，依然潜心于学术的深入研究，这可以称得上是超凡脱俗，这样的学者其实倒是不屑去说别人‘抹口红’的。假如你没有这样的能耐，却去嘲笑人家‘抹口红’，那就有点别的什么味道了”（《假如你也有机会“抹口红”》，2007年5月15日《杂文报》）。那字里行间、转弯抹角流露出来的意思，似乎你就是不可以批评于丹。如果对于丹们“抹口红”之事三缄其口，那么你就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如果你去批评、嘲笑人家，“那就有点别的什么味道了”。
其实，在当今中国，“有相当的学术根基以及驾驭文字、史料和各种掌故的能力”者，并非只有为数不多的那么几个“精英”。然而，能够在央视“百家讲坛”上“抹口红”，却不是人人都有于丹们“借助于大众传媒与大众接触而暴得大名迅速‘窜红’”那么好的机会，譬如作者文章里提到的那位“塞外李悦”吧，央视能给他上“百家讲坛”去批评于丹“哪里张冠李戴，哪里牵强附会，哪里主观臆测，哪里甚至还有常识性错误”的机会吗？当然了，人们对于丹“心得”的批评，有时候也可能言语或者说意见直白甚至尖刻一些，譬如“肤浅”、“片面”、“庸俗化”、“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之类。不过，这未必就有“别的什么味道”，就是一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客观地说，于丹那一孔之见的“心得”确也误读多多、荒谬之处不少嘛。对于此，已有诸多读者予以指谬纠错，恕小可不在这里赘述。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鸣、批评与反批评，应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于丹的同事、北师大教授肖川说，对于一切言论，都可以批评和反批评，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地自由言说。只有通过自由言说，才能够消除愚昧和蒙蔽，揭穿欺骗与谎言，还事情以真相，尽可能全面、理性地认识问题。前些日子，有人就“十博士笔伐于丹”一事批评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学阀作风”，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博士们的“文化霸权”、“经典解读霸权”。同样，如果我们对于批评于丹“心得”之事也来一个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训斥，那也指责，诸如什么“不友善”呀，“不宽容”呀，“不厚道”呀，“眼红”呀，“嫉妒”呀，“气量狭小”呀等等，这难道不是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于丹的“语言霸权”吗？
诚如作者所言，“易中天于丹这些眼下最走红的学者，并非就是当今中国最有学问的学者”，具有解读、诠释儒家经典“这样的能耐”的人多了去了。不过呢，把“于丹为什么‘红’得这么快”归结于其“‘关注人’”和“‘关注人的生存方式’”，具有“‘平民立场’和‘现代视角’”，就未免肉麻了一点吧？说句不好听的话，当有些人刻意涂抹的那层“口红”褪去浓艳、炫目的色彩以后，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其不施粉黛的本来面目。
有愚钝如小可者，心中有个疑问一直挥之不去：不知道《论语》之类的儒家经典，在21世纪的今天究竟还有多少现实意义？而鲁迅先生早在70多年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夫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